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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非华侨情况忆述
  文/叶 迅
 

一九二四年我到南非联邦,侨居那里二十多年。担任过约翰内斯堡华侨学校和伊利莎伯港侨校的教师。与当地华侨团体有所接触。兹就回忆所及,写成资料,藉供参考。

南非联邦(今已成立共和国)当时共分四省。即:杜兰斯畦省、开省、那旦省、和桔河自由邦。南非位于南温带,气候温和,矿产尤其丰富,如约翰内斯堡的黄金,金伯利的金钢钻,均占世界产量第一。非洲本来只有黑人和霍屯督人、布须曼人才是真正的土著。现在之所谓“公民”者,即当地人称为波亚(Boer白种)人的欧洲人,是后来移居南非的。欧洲人到南非约在十五世纪末。葡萄牙人第亚士(Diar)第一次由好望角到东印度时,曾在非洲停留过。并曾以好望角作转运站,以货易货的方式收购当地人的肉菜。一六五二年初,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好望角经营开垦。至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则是一八六〇年才入侵的。

英国殖民者入侵以后,需要较多的劳动力作为他们“开发”的工具,于是以各种手段欺骗华工到南非去。其中以广东省的广府和客家人为最多。他们是从南洋,或东非的毛里求斯、印度的加尔各答等地转来南非的。客家华侨中流行一句话:“有钱转(回去)唐山,无钱番(外洋)过番。”意思是说,在外洋发了财,才好回祖国,否则就只好由这个侨居地辗转到别的侨居地去谋生了。事实上华侨到哪一个殖民地,都受到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。尽管如此,不少生计艰难的华侨,也还是怀着一线希望,辗转“过埠”。这些客家人(大多是广东梅县人)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由南洋各地来到南非。他们住下以后,经过五同关系的援引,人数逐渐增加。到一九四六年我离开南非时,在南非联邦境内的华侨约有三千多人,若连南非罗得西亚,及毗邻的葡属东非华侨则约有一万人。华侨人数最多的是约翰内斯堡,其次则为伊利莎伯港(华侨称为玻埠,以下均用玻埠名)。至若好望角、东伦敦、德班、金伯利等地都有华侨百数十人不等。

华侨在南非经营粮食杂货业为多,只有极少数营洗衣业或作菜农。在南非作产业工人或矿工的,根本没有。其原因是:一九〇〇年前后,南非金矿的开采已日益增多。在约翰内斯堡经营金矿开采的英国老板认为中国人聪明、耐劳,兼之劳动力最便宜,因此通过英国政府到远东大量招引华工。原拟招足十万人,但是第一批五万多人到南非后,即遭到种族歧视很深的白种人的强烈反对,使英国矿主不得不在“合同”(实则卖身契约)未满的情况下,将华工运送回国,一个也不留。而经营其他行业的华侨,则受营业执照的限制,一经领有杂货“执照”即不能转换别业,甚至华侨经营的某些商店,需要开设分号或支店的,也从不允准,因此在南非的华侨不是破产转移别地,就是固定经营某种行业,父子相传。

旧中国积弱已久,驻外领事等同虚设。华侨为维护本身利益、联络感情、互相帮助,会馆一类的组织,在侨居地就成为华侨重要的活动中心。

旅居南非华侨人数最多的约翰内斯堡,华侨的团体也比较多。拥有会员最多的是联卫会(全称杜省华侨联卫会),其次是维益社,再次是致公堂。经费则多靠“抽水”维持。具体办法是,在假日或节日,其会员或社员多以玩麻将牌作消遣,这些机构则从中“抽水”。“抽水”的收入,每年多达一两万镑。举凡学校经费之拨给、公益事业之补助等,都是从这里开支。

玻埠华侨团体成员较多的,是中华会馆和梅县侨商公会。梅县侨商公会的成员,并不限于居住在玻埠的梅县籍华侨,几乎旅居南非各埠所有的梅县人,都加入这个公会。因为旅居玻埠的梅县人最多,所以梅县侨商公会设在该地。

其他如东伦敦、开普敦、德班等埠的华侨人数不多,只有一个中华会馆的组织。唯独金伯利的华侨,除有中华会馆的组织外,还有梅县籍华侨组成的嘉应会馆,广府人组成的南(海)、顺(德)同乡会。

这些团体、机构也都办过一些慈善事业,如联卫会、维益社曾为一些年老贫苦的侨胞,出钱买船票回国,免致客死异乡。遇有贫困死亡,无以为葬者,也为之殓葬立碑。联卫会和维益社拥有较多会员,经济力量较雄厚,除自建有堂皇之会所外,在国内之广州还置有会所,作为会员回国后的联络地点。玻埠的梅县侨商公会在梅县城也有自建的会所。

每逢节日或有喜庆之事,华侨多群集会馆举行。但南非距离祖国遥远,中国传统的节日,多已忘却;连最悠久的春节也没有了,华侨只过阳历新年。在新年里,也还会弄点祖国民间习惯所有的年糕、煎堆之类的食品。见面时也互相道贺,说着传统的吉利话。烧香点烛拜神的事则绝无仅有,偶尔一二老年侨妇间或行之而已。

华侨会馆举办的事业,受益人数最多的则属创办学校。在南非的侨校,其创办及发展与会馆的帮助是分不开的。学校的经常费用固然是由会馆拨出,就连侨校校长使用的小汽车,也都是由会馆通过学务委员会给予购置。可见,会馆与侨校的关系相当密切。

最初,华侨在南非没有自己的学校,因种族歧视,华侨子弟不能入白人学校读书。华侨中有些热心人士,就倡导自办学校。一方面想借学校传授祖国的文化知识,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学校学英语,以适应环境和作为谋生手段。

一九二〇年在玻埠的梅县人朱玉阶、钟传元、叶浩如、黄兆风、张藻华等热心倡导下成立了一间小学,以当地梅县侨商公会会所为校址。倡导人均为学校的董事,钟传元被推为董事长。

华侨为什么在一九二〇年才开办小学?其原因是,首先到南非的华侨,大多数是由南洋、印度、以及毛里求斯等地转徙去的,这些华侨都是只身行役,不敢贸然携眷。稍后从国内去南非的,亦因航程万里,只好单身远渡。在当地定居较久、生活基础比较稳定之后,才开始有人接引家属前来,这时已是清末民初时候了。

小学创办时,教师(实际执行校长职务)是由国内应聘来的。例如玻埠华侨小学教师叶梦秋,就是北京大学的学生。教师除教学外,还要兼理华侨喜庆及节日的对联,治丧吊唁的挽联,以及代笔作书等等,颇为华侨所敬重。

在玻埠华侨学校开办后的第五年,约翰内斯堡的华侨也办了一间小学,后来发展成为完全中学,我就在这个学校教书。

上述两间小学,都是在一九三八年才发展成为中学的。抗日战争爆发之前,当地小学毕业的侨生,在家长落叶归根,眷念祖国的思想指导下,多被送回国内就读;抗日战争爆发之后,因战事影响,回国极为不便,不能不另作打算,中学之开办就成为迫切需要了。华侨学生在中学毕业以后,有的转入当地大学或去英国留学。回国升学的侨生极少。大多数毕业生都是继承父业经商。那些入大学或去英国留学的,则多选学医。因为医生在当地较少受到歧视。

南非的侨校,教师待遇较好。月薪起码有二十到三十镑(每镑时值港币十六元,当地伙食每月只要两镑左右)。在华侨心目中,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像样,不让外人取笑。因之种种设备都力求齐全。玻埠、东伦敦、开普敦的侨校都有堂皇的校合,桌椅也力求美观整齐,绝不比白人的学校逊色。当地白人学校校长有自备的小汽车。侨校校长靠薪金自购汽车有困难,华侨亦合力筹措购买汽车,交由校长自用,连汽油亦由当地侨校学务委员会供应。因此约翰内斯堡等处的侨校校长都有自用汽车。由此可见华侨对种族歧视的反感,事事都要争一口气。

那些自命高人一等的“白种人”,向来都是歧视有色人种的。在一九〇二或一九〇三年左右,南非殖民政府就曾经立有亚洲人不准带妻子入境的条例。还订明本人离境,一年之内即须返回,否则不准入境。并且规定有色人要领身份证。这种身份证和非洲人的通行证一样,每天都要挂在胖颈上,形同狗牌,这一规定引起华侨的强烈反对,华侨称之为“狗纸”。当时该地还有二十多万印度人,同样受到歧视,于是中印侨民联合起来,共同反对种族歧视,向南非殖民主义者作斗争,当时聘请的律师就是印度的甘地。由于中印侨民坚决拒绝登记,南非殖民当局不得不作退让。将是项条例修改为:取消出入带“通行证”的规定。可以带妻子入境,但子女仍限定在十六岁以下方可带入。离境重返时间亦延长至三年。

南非的种族歧视可以说是无所不包。殖民主义者划定区域给有色人居住。特别是对黑人,每天工休时都要回到离市区十余里的特区去居住,晚上不能出来。对于华侨经营商业限制也多,营业执照不予多发,极力限制华侨在商业上的发展。有色人固然不能进入白种人的戏院、酒吧、餐室,连公共汽车、火车、电车,以至公共厕所都有所区分。苛律如毛。当地华侨身受其苦,当然十分希望祖国能够真正强大起来,爱国心也就十分强烈。

南非四省,各有不同的种族歧视的规定。开省、那旦省规定华侨不能开酒店,只能向白人经营的酒店买酒饮。而杜兰斯哇省更借口有色人种酒醉后易滋事(其实饮酒滋事最多者为当地白人),规定有色人不准饮酒。华侨有喜庆事要宴饮的,必须通过中国领事馆才能买到酒。遇有节日华侨会馆要宴饮时,只好用钱买通警察局,少加干涉。华侨中有嗜饮者,则要找白人朋友代为买酒。平常三五知己欲作小酌时,到了酒家只能以大碗盛酒,以调羹勺酒而饮,状似喝汤,不能用玻璃杯举杯畅饮。有色人饮酒被抓到,就要罚作苦工去打石。因此华侨称饮酒为“来打石”。

就是旅行,也有许多不便。居于本省的华侨,可以在省境内旅行。如果越省则须先向“移民局”报告,允准后才能过省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各省还有所谓“外侨登记局”,越省旅行,要同时向这个局申请登记,多办一层手续。

坐火车也要隔离,(中国的领事官或领事馆人员以及教师,有当地“铁道部”发特许证明者,则可与白人同坐一厢火车。)许多华侨因事外出过埠,多设法自己开汽车前往,或借亲友汽车前去,非不得已不坐火车。

死人坟场也要隔离。华侨在当地死亡,只能葬在华人坟场,不能葬入白人坟场。而华人的坟场多是从黑人坟场中划出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驻南非的国民党总领事童德乾病死,破例葬于白人坟场中,据说因为他是外交人员之故。据我所知,华人死后葬入白人坟场者,仅此一例。

南非的种族歧视在婚姻方面的规定各省有所不同,杜兰斯畦省不准有色人种与白人结婚,而那旦省、开省则准许白人与中国人结婚,却不准白人与黑人结婚。约翰内斯堡的华侨要与白人女子结婚,须先偕往那旦省或开省举行婚礼,然后才可以带回该地居住。至于白人与黑人相恋者,如果女方是黑人,则例不过问。反之如女方为白人者,则黑人男子必会被捕,指为“侮辱白种人”,惨受电鞭鞭打的毒刑。此种电鞭通以电流,受鞭者被打一鞭即惨痛呼号,神色大变,再打则有死亡的可能。而万恶的种族歧视者却往往判罚鞭打好几次。他们毒工心计,先将受鞭者打一次,待其伤势将痊时再打一次,如是反复鞭打,使受害者延长痛苦时间,实在惨无人道。

辛亥革命前南非华侨因为留有长辫,白人侮辱华侨,称长辫为“猪尾”。华侨身受其辱,每将辫子尽量剃少,只留一象征性发脚缚成小束,戴上帽子,以作遮盖。因为回国无辫子则被清延指作犯罪,华侨才想出这个办法。当同盟会在当地成立后(约在一九〇九年),华桥即群起剪辫,毫不可惜。和其他各国华侨比较,南非华侨剪辫子算是先走一步的。说明了南非华侨受种族歧视之苦。

南非不少地方都有白人居住的所谓高等区,中国人是不能在那里居住的。杜兰斯畦省还规定中国人不能购置房产。华侨欲置房产,必须先邀欧洲人合股组成置产公司,然后始可买入房产。抗日战争以后,约翰内斯堡的华侨学校因为学生人数增加,曾经请求殖民当局赠地一块用作兴建校舍。殖民当局拖延再三,才在偏远的根本不适于建校的地区,划地“相赠”,事实上等于拒绝。华侨谈及此事,都十分愤慨。

由此可见,南非的种族歧视是如何深入到有色人种生活的各个方面。

不论是清廷或国民党反动政权,对华侨的正当权益,从未加以保护。当然更谈不到向南非殖民当局交涉取消种族歧视的苛例。倒是中国的海员工人,曾经和南非华侨团结起来反对种族歧视,使南非的种族岐视者,不得不在一个时期中作出较大的改变。这件事每每为华侨所乐道。

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。当时有英国、瑞典、丹麦等国的船只停留在南非各个港口。因为海上常有德、日法西斯的潜艇袭击,英、美等国船只,都要结队等待舰队的护航,因此船员就有较多的时间停留在港口。这些轮船上的中国海员,常到华侨会馆坐谈。当地华侨得悉,这些中国海员工资本来已经很低,随船到南非时,仍然以港币计值发给工资(南非以金镑为币值单位),无形中又被剥削了许多。停泊在玻埠的英国船“丽也那”号的船员(多是山东人),首先得到当地华侨的支持。由中华会馆的秘书长林绍长等,向律师询问对策。律师嘱海员先行罢工,然后到当地法院打官司。华侨则集款为海员聘请律师。

在双方展开法律斗争后,海员方面有广大华侨作后盾,声势浩大。使当地的“工务局”及中华会馆也出面调解。英国船公司不得不照当地海员的待遇给中国海员增加工资,并重新订立合同。斗争取得胜利后,海员十分高兴,曾在轮船上大宴华侨,表示庆祝。

而在海员罢工时,蒋介石反动政权所派的领事,不但不支持海员的合理要求,反而从中阻止海员罢工。总领事时昭瀛派了一个姓陈的副领事到该地,叫船员即日回船开工,待他慢慢呈报驻伦敦伪大使馆交涉云云,引起华侨的不满。“丽也那”号的海员更为气愤,曾力抓姓陈的领带喊打,那个家伙只好抱头鼠窜。因此海员对国民党领事官员十分痛恨,对华侨却有异国相遇,倍感情深之慨。

当时玻埠停泊有英国、瑞典、丹麦等国轮船四十多只,其中国海员也因此而得援例加发工资,以金镑值付给。停泊在其他港口的外轮中国海员,亦因此而受益。故中国海员都很感谢华侨。

中国海员眼见当地华侨备受种族歧视之苦,大为愤慨。有些华侨青年就与“丽也那”号海员计议。决定于该轮启碇前一天,海员分批到平日不准有色人种入内的戏院、酒吧、餐馆等处去看戏或吃喝,遭到拒绝后,即刻“行事”。计议已定,“丽也那”号的海员,在轮船开航的前一天,相率进入上述各处,果然遭到严拒。海员们怒火中烧,便从门口直打到里面,玻璃门窗,柜台设备等立刻粉碎。种族歧视者一时不知所措,心惊胆战,纷纷藏匿。殖民警察赶来拘捕海员时,海员却不加抵抗,任由拘去。不久该轮船长得知此事,因开航在即,而且战时航轮需军舰护航,运送任务又很紧张,届时必须启航,不能延滞。因此船方只得以电话通知当地航务管理部门要求放人。航务部门无奈,转以利害关系向警察局陈述,警察局不得不将拘捕的海员释放。这个办法奏效后,中国海员就连续多次,在几个港口,把平日持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戏院、酒吧、餐室等打了一顿,这些种族歧视者无法可想,见到中国人来都害怕。从此只好任由中国人出入,不加限制。这是华侨在得不到祖国保护的情况下,为痛惩种族歧视者而想出来的聪明办法。

南非的华侨,因为备受歧视,爱国热情很高。对辛亥革命、讨袁等役都十分热情极力支持。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派杨辉鸿到南非宣传革命,约翰内斯堡设有同盟会的机构。当地华侨如朱印山、叶远东、陈警蛮、陈拙铭、朱质彬、林岳云等在加入同盟会以后,首先和保皇党分子展开斗争。玻埠的同盟会员如张藻华、谢柏奎、叶浩如等都曾经和保皇党作过斗争。当时国内各党派在上海、美国出版报纸作宣传及争论工具,以取得华侨信仰,争取华侨捐款。华侨当中也互有拥戴,往往因政见不同而大起争辩,因之失感情的虽亲属也在所不免。不过因之起“堂斗”者则无。辛亥革命以后,华侨加入国民党的也很多。孙中山先生生前,南非华侨出尽全力支持革命,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华侨国民党员不受到奖励。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时,南非的党员只有六七百人,本来不够成立总支部的,但由于华侨热心捐款支持,孙中山先生特许该地设立总支部。一九三四年以后,国民党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立夫,认为南非国民党员人数过少,不能成立总支部,因而与南非党员有过争执。南非国民党员以孙中山先生曾经特准为词顶了回去。后来才以折衷办法改名为国民党驻南非洲直属支部。玻埠、东伦敦、金伯利、普路威等地则设有国民党分部。南非的国民党成员,因人数不多,且远离祖国,在国内的国民党方面,也没有派专人来过。纵或有领事之类来驻当地,均以国民党员身份,前往当地国民党分部报到。而华侨却看不起他们,根本原因是这些所谓“领事”,从不为华侨之正当权益着想,而只会设法搜刮。因此他们也无法操纵当地国民党组织的事务。历次华侨选举回国参加国民党全国会议之代表,驻当地之“领事”虽欲争取选票,却从来没有成功。当选者都是当地华侨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。这里,还可以旁及国民党派驻领事的一些情况。

清朝首次派驻南非的领事刘玉麟调任后,即由其秘书刘毅代理。刘毅是前清举人,至北洋政府时被任为总领事。刘毅为人还算老实,与华侨私人交往较好,是时北洋政府往往不拨给经费,刘毅的支出全靠华侨捐助。所谓领事馆人员也仅有刘毅夫妇加上一个佣人而已,刘毅的住宅即为领事馆址。

至一九二九年蒋介石上台以后,派何缵任总领事,副领事则为邵挺。何缵到后不久,欲自建领事馆。他一面向南京外交部请拨款项,一面却在南非大发捐簿。待两面款项收齐后(共有一万镑左右,其中华侨捐款约占一半),即用私人名义登记买“领事馆”。殊料杜兰斯畦省之法律是歧视有色人种的,其中规定亚洲人不能购买房产。于是南非内政部某期公报中,登载一段批文,大意说,何缵不能用私人名义买房产,如果是总领事馆置产则可以。华侨看到公报后,以何缵假公济私,一时哗然。就通过南非国民党总支部向南京中央党部告发,何缵因此被撤职查办。他畏罪不敢回国,想以改组学务委员会为名,谋当华侨学校的校长。然而副领事邵挺(何的表弟)却以何留下对他诸多不便,请南非当局勒令他出境,何遂不得不离境。当时“一二·八”淞沪战争已发,华侨仰慕十九路军抗日之举,曾有捐款汇寄。何缵适于此时返国,他欺骗华侨说,他可将捐款三,四千镑带回国转交十九路军,华侨没有识破其阴谋,何遂能挟带款项由香港去日本,后竟转道到伪满做汉奸去了。后来他任杭州市长时,被爱国分子打死。

邵挺接任代领事不久,南京派了一位领事汪丰前来。邵退为副领事,因不甘居汪之下,愤而回国。华侨因汪不谙外交事务,都看不起他。汪在南非不久,即辞职回国。继任者是雷炳扬。一九三五年,雷又调任别处,总领事馆就形同关门大吉了。直到抗战后,国民党政府才派宋发祥为总领事,他还带了一大批领事、副领事、随习领事等等前来。但只是人员增多,对华侨利益,却没有任何关心或保护的表现。宋发祥调任后,改派童德乾来任,不久童即病死。童死后由时昭瀛充任,此人只会饮酒、跳舞,且看不起华侨。时以前历任领事,虽无作为,对华侨尚能敷衍或拉拢,而时则根本看不起华侨,华侨自然更看不起他。直至我一九四六年回国总领事仍为时昭瀛。

总之,这些所谓领事,除了有时能代华侨买些酒之外,就没有为华侨办过什么好事了。一般的交涉反而不如华侨自己“快捷妥当”。因为南非殖民当局一样是贪污成性,华侨与他们交涉时,往往以钱通之即能成事。而不必经过徒具虚名的“领事馆”。更主要的原因在于,国民党反动派之外交机构是一个官僚架子,只会敛钱,而不能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,所以不能获得华侨的信任。

战前华侨回国去领事馆取护照,实是出于爱国心,尊重祖国而已。当时的护照是没有什么作用的。因为华侨回国,重入南非,是靠当地移民局发的执照。而旅途中经过英属的地区多属“自由港”,无需护照,如经非英属如荷属东印度的雅加达,法属安南时,华侨如想登岸,坐头等二等仓的可由船长担保,坐三等仓的华侨非有要事经船长代为担保者,则留在船上。因此也用不着护照。至若回到祖国,护照更无用处了,假如出示护照不仅得不到政府的保护,官僚劣绅反以华侨为肥肉,尤其海关的检查员,对华侨的勒索较之普通旅客更甚。

抗日战争爆发以后,华侨出于爱国热情,竟相捐献。每个华侨除按月捐款外,凡有“寒衣捐”、“伤兵之友”捐款、“飞机捐”等等莫不踊跃捐输。他们对蒋介石伪政权巧立名目剥取侨汇的伎俩,当时尚未认识清楚。结果是源源侨汇尽入四大家族的硕硕巨囊。

除了蒋邦所定下的捐款名目之外,华侨还在南非各城市举办“中国周”进行义卖、劝捐。这些捐款工作都由当地华侨救国后援会总其成,将款直寄财政部。在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后,不能直接通汇,则汇寄伦敦中国银行收转。从抗日战争起直至抗日战年胜利之日,捐款从未间断。计各种捐款为数在七十万金镑以上(其中海员捐款约有一万镑。)在海外各地华侨的捐款当中,如果以人数作平均比例,则南非华侨所捐的款数是比较多的。

蒋邦剥取侨汇最多的,是所谓“爱国储蓄”。当时蒋邦欺骗华侨,发行一种所谓“爱国储蓄券”,说这种券可以保本付值,有八厘利息。华侨信以为真,且以身在海外,自己的正当权益往往难以保持。不如将历年积蓄尽行认购,一则属爱国义举,再则将来回国也有一笔资金作依靠。于是争相认购。前后认购数额达五十万镑之多,约占华侨捐款总数(七十万镑)的百分之八十。认购“爱国储蓄券”者绝大多数是中下层华侨,他们都是倾囊而出,后来所受到的损失亦最惨重。

玻埠一位热心捐款的刘浮初老人,时年已八十多岁。他想到自己老了,曾将私蓄买了标准银行(与汇丰银行是联号)的汇票八百镑(这种汇票可以长期存储,亦可随时向当地或香港汇丰银行兑取)。刘浮初平日将汇票小心卷成小纸条状,缝藏于西装背心中,作为防老应变之用,那一次也被扫数骗去。当时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陈树人曾书“毁家纾难”、国府主席林森则书“卜式输财”作为空头奖励。约翰内斯堡华侨任锡辉(顺德人)以一百镑之数分批认购,先后共被骗去五千镑。购“储蓄券”多者如谭祺、林岳云等动辄二三千镑。结果都涓滴无偿,化为乌有。类似这等事情,在南非华侨当中举不胜举。

抗日战争胜利之后,华侨对蒋邦榨取侨汇之事,已较清楚。且以伪币不断贬值,心知不妙。但以远离祖国,无法追取。于是曾集资派我回来向蒋邦交涉。一九四六年我由南非回到南京。随即写信给蒋介石要他“体念侨艰,维持信用,”将购“储蓄券”之值以外币偿付。蒋介石则批交陈立夫和俞鸿钧处理。陈、俞约我面谈,并请我到南京浣花酒店吃饭。两人口头称许华侨爱国,但一谈到偿还“储蓄券”的问题,就马上推诿。说如果用外币偿还,则“政府”有困难。不如按买“储蓄券”的款额多少,分作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等,分别给予奖章或奖状。还打起官腔说要通过领事馆调查以后再行核发云云。我知道所谓奖章、奖状自然是一钱不值的东西,但也无可奈何。随后陈、俞即叫人用汽车送我回到华侨招待所。我在南非时是劝捐人之一;不少亲友已将历年积蓄尽数认购,如此空手回去,有负侨胞重托,能有面见“江东父老”乎!于是心情矛盾,从此没有再到南非去。据悉,后来连这种骗人的“奖章”、“奖状”也没有发,索性不了了之。这五十万镑华侨血汗换来的巨款,则尽入四大家族的硕硕私囊。

这里还要提到一件蒋帮侵吞华侨救灾捐款的事。1943年广东大旱,国民党反动政权不顾民瘼,以致广东各地饿死不少人。华侨得悉此事,十分关心,更以乡梓情深,马上发起捐款救灾。南非客属华侨在林岳云、叶举兰等倡议下,十日之内捐了七千镑,汇寄伪财政部,指定为救济梅县灾民用。这笔款汇出后却音讯全无,引起华侨莫大焦虑。1946年我回国时,客属华侨以此事相托,要我查访究竟。我为此曾到梅县县政府查问,当时县长温克威答以此事应属上一任县长梁国材处理,当时梁已卸任他往。但档案中全无有关此事之片纸只字纪录。我再查询国民党财政部,则云已发回广东省府转梅县去了。此项明显侵吞侨款事,也就如此不了了之。可见蒋帮是如何残民以自肥,非但见死不救,而且要抢夺救济饥民之口粮。言之确实令人齿冷!

 

来源:中国侨联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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